◆姚廷如

　　地处湘黔边界的新晃侗族自治县，是一个以侗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的偏僻大山区。解放前，由于长期受封建地主、匪霸寨主的盘剥，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榨，这里山穷地瘠，民不聊生，侗家人民只能维持简单的生育繁衍，根本谈不上入学受教育的权利。1949年11月，侗乡春雷响，深山见太阳，侗家劳动人民从苦难的深渊解放了出来，获得了新生。

　　党和政府派出干部下到侗乡山寨，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彻底废除欺压人民的旧保甲制度，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激发了贫苦群众搞生产搞建设的极大热情。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高潮的到来，解脱锁链的侗乡群众，不满足年复一年的“日伴锄头过，夜陪枞膏眠”的简单枯燥劳作，向往“学校书声朗，田间机器欢”的新生活，迫切要求学文化学技术，送子女入学就读，再不留在家里当看牛娃，要来一个文化上的翻身，山村再不能安贫乐道，老守旧业了。

　　问题反映上来，县委、县政府领导普遍认为尽快培养一代有文化有知识的新型农民，才能使侗乡人民获得真正解救，才能跟上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发展教育提到县委工作议事日程上，当时山区教育最突出的困难是缺乏师资，尤其是少数民族合格教师更难找。晃县史料曾这样记载当时的教育现状：“本县偏处一隅，交通不便，外出求学者，无异凤毛麟角，故教师异常缺乏。初小教师多系高小毕业生担任。此种教师，对于教授、管理、训练、养护诸端，毫无研究。”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解放初。因此，充实师资力量，提高教师素质成为当务之急。我作为较早吸收进入区、县领导班子的本地干部，亲身经历和参与了县委解决这一问题的全过程。

　　一是面向社会招收有文化有知识的本民族教师。解放初百业待兴，发展山区民族教育，大胆启用热衷从教，任课有方的社会贤达出任人民教师，是当时的重要举措之一。过去，学校被地霸、寨主等反动文人所充斥，当地侗族群众不但没有入学受教育的权利，还被讥讽为“峒蛮”、“野人”，尽管流散在社会上有各种知识的人才不少，他们即使具有致力于民族教育事业的志向，也投教无门。下派干部除开展以剿匪反霸为中心的政治活动之外，还在群众中摸底，发现和选拔适合任教的对象。五区侗族农民姚国栋，酷爱吟诗填词，熟悉古文汉语，并在乡校任过教，有一定的教学经验，深受学生的爱戴。由于出身贫寒，地位低下，被人瞧不起，没教几年书就被冷落。政府掌握了他这个经历后，当即进行考察试用，及时吸收录用，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果不负众望，成为一名合格的骨干教师。侗族女青年吴银珍的父母含辛茹苦，解放前曾送她读了四年简师，毕业返乡后，不被人问津，学业荒废多年，直到解放后才被新建县政府收为人民教师，后一直成为教师队伍中的骨干。当时吸收教师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原有教师经审查登记合格者继续留用;思想反动，能力低下的坚决清除和辞退;而对本民族教育热心，有一定专长而闲散在社会上从教无门的人才，只要通过摸底报批，都予以录用。广纳社会贤士从事侗乡教育，是解决教师不足的重要途径。

　　二是从机关单位选派有教学专长和文化水平的民族干部加入教师行业，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解放初期，县、区两级面临繁重工作，需要大量干部去完成。而上级分来的南下干部30多名，连同本地抽调的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也不到100来人，根本满足不了当时中心工作的需求。就是在干部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为发展教育事业，县委、县政府从长计议，注重从在职干部中选派有专长的人才充实到学校任教，改善教学人员的结构，提高教师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县政府干部杨超文，能说会写，年轻有为，县委了解他是省第十师范毕业的，专业底子比较厚，行政工作需要他，培养后代更离不开他。县委当即拍板，将他调入教育战线，他也乐意改了行。同时，吸收一批青年、民兵、妇女和其他工作积极分子参加查田定产、征粮扫盲、土改反霸等群众工作和政治运动，放手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发现和考察合适人才，择优吸收。这一段时间，仅从在职干部和工作实践中就选拔60多人充实到教育战线。

　　三是从部队转业人员中选调能人加强教育事业的领导。由于全国的解放，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的人越来越多。部队转业人员中具有较高政治素质的同志是加强教育战线领导的重要力量，这批转业军人成为学校领导岗位的必要补充。结束在新晃山区剿匪任务的四一九团的一批指战员，不恋家乡的舒适生活，转业后主动留在侗乡继续工作。部队干部轩凤岐、蔡连青、龙希圣转到地方工作后，调到晃县中学担任校领导职务，还有一部分连级干部安排到区、乡小学出任校长。他们发扬部队连续作战、雷厉风行的作风，很快恢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这批转业干部除做学校的领导工作外，还兼任政治、语文等课程的教学，带动了教职工办教育的积极性。随着学校领导和师资力量的加强，全县教育战线出现前所未有的新面貌。侗家子女98%以上的适龄儿童都入学就读，而且巩固率、及格率、升学率都达到相应的标准。翻身后的侗家群众高兴地说：“如今我们有了自己的政府，还有自己的田地，连学校都是自己的了。要不是毛主席，共产党为兄弟民族着想，至今恐怕难见天日。”

　　四是采取多种形式办班讲学，加强业务训练，提高师资水平。教师人数的大量增加，要求他们具备相应的业务能力，才能适应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需要。为此，首先利用假期组织全县教师集中训练。1950年2月，是晃县解放后学校第一个假期，在剿匪反霸，建党建政的同时，县长肖林、县委宣传部长王力亲自主办了全县320多名中小学教师参加的“寒假教师讲习班”，除县领导作形式政治报告外，主要是请学有专长的老教师传授业务知识，学习结束还发给结业证书。不久，县里又分期分批送教师到上一级试训班去提高。当时会同专区专门办了“民族师资训练班”，主要招收少数民族教师离职培训，县政府先后选了七批共280多人到师训班去培训。这批教师通过学习提高很快，回来后能独当一面地开展教学工作。同时，组织教师函授学习，也是解放初培训教师的好方法。向各校进行语文、数学等科目的函授辅导，既及时，又有针对性，普遍受到任课教师的欢迎。以后，正式成立了“函授辅导站”，配备了专职干部和语文、数学专职教师。各乡以学区为单位，相应建立了“函授辅导分站”共14个，学区党支部书记或中心完小校长兼站长，聘请业务骨干教师兼辅导员，除此之外，还采取层层带，能者帮，上示范课、公开课、参观、观摩评课，教研等一系列办法来提高现有教师的业务水平。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党和政府从加强师资力量入手，大力发展山区民族教育，效果是十分显著的。截至侗族自治县建立时止(1956年)，中小学教师由解放时的394人增加到708人，增长80%，侗族教师由90多人增加到356人。中小学校由1949年的225所增加到309所，增加了83所，尤其是在校中小学生上升得惊人，1949年仅9104人，后猛增到23370人，增长1.5倍，而且绝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子弟。人迹罕见的深山老寨办起了学校，随着朗朗书声，欢歌笑语，结束了被人遗忘的偏僻角落缺文少教的历史。党和政府培养的首批侗族教师遍布在山山寨寨，成为发展侗乡教育、造就一代新人的最早的启蒙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