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元龙

　　王立桥同志是冀南南下工作团的成员，于1950年3月和孟宪辉、李王栓等同志一起，受命来到晃县，被分配到五区工作，担任区委组织委员兼公安员。我们湖南革命大学的丰传杰、刘文希和我，同王立桥同志被分配到五区一起工作、生活，因而，对他比较了解。王立桥同志革命事业心强，工作积极，具有较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对敌斗争机智勇敢，临危不惧。对同志和蔼可亲，善于团结和帮助同志，是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于1950年8月23日赴长沙出席省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途中，不幸于晃芷交界的门龙坳被土匪伏击，身负重伤，在转移途中壮烈牺牲。王立桥同志离开我们几十年了，但他那高尚的道德品质，对工作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永远都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我们深切地怀念着他。现就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几件事，简记如后：

　　耐心细致地帮助我做好工作

　　1950年4月，区委安排我担任公安干事。由于我刚参加工作，没有工作经验，思想上怕完不成工作任务。负责公安的王立桥同志，看透了我的心思，以领导和兄长般的热情，单独找我谈话，鼓励我并传授给我做公安工作的方法。特别是他将一份在解放区作公安工作的资料抄件秘密地叫我阅读，并要我将主要部分摘抄在笔记本上，以供工作中运用。经过王立桥同志的耐心帮助，我不但懂得了搞公安工作的方法，而且能够较熟练地开展公安工作。

　　当时，五区的公安工作主要是配合剿匪反霸、调查土匪的活动情况和土匪的组织机构、主要匪首名单、武器装备等。然后，向县公安局汇报，供县剿匪指挥部部署剿匪时参考，这个任务是我们搞公安工作义不容辞地主要职责。我所在的五区，近4/5的辖区为土匪所控制，并经常来围攻我们区人民政府。土匪围攻时人数最多的一次达二三千人。而我们区政府的武装力量只有一个武工队45人，区政府干部10余人(都配有武器)，还有一个人数只有10余人的区中队。但是，区武工队的战士都是从人民解放军的正规部队抽调来的班长以上的骨干，人人都有战斗经验。区政府虽然遭到人数比我们多几十倍的土匪的多次围攻，但一直未能攻破我们的区人民政府。

　　在实际工作中，我运用王立桥同志交给我的工作方法，依靠群众和社会力量，来了解和掌握土匪的内部情况。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有一位小学教师，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可说是位无名英雄。他家住新寨，年纪40岁左右，由于土匪要杀他，他带领全家逃来旧 ，住 在旧

　　街上，由区人民政府帮他解决吃饭问题。我主动接近他，向他了解土匪的组织机构、匪首名单、武器装备等许多问题。因为他是本地人，又是侗族，易于接近群众。我利用他在旧 赶场的机会，找扶罗、新寨、贡溪、凉伞一带来赶场并与他认识的人交谈。这样，又使我掌握了许多有关土匪的活动情况。他也曾多次用书面将他了解到的土匪情况向区政府汇报，这对当时的剿匪斗争，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位小学教师后来的情况怎么样，我就不清楚了。

　　几十年了，我始终没有忘记王立桥同志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是与他密切相关的。

　　临危不惧，英勇顽强的对敌斗争

　　1950年8月上旬的一天，王立桥同志带领一支8人临时组成的武装工作队(我也参加了)到旧德乡五保农会(今李树三江)开展群众工作。农会设在三江的一个庵堂内，有一支20多人的武装民兵。武器是土炮、大刀和杆子，战斗力较强，经常配合区武工队打击土匪。因此，土匪对这支武装民兵和农会干部怕得要死，也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地想吃掉他们。

　　第二天，我们在农会召开全保群众大会，正当王立桥同志在会上讲话的时候，在会场前面100多米的小河对面，突然传来了土匪的枪声，原来是中寨匪首杨序修率匪众300余人来抓三江农会的四大干部：农会主席、武装委员、治安委员、妇女委员，企图消灭这支武装民兵。当时，形势对我们很不利，从人数上看，我们区武装工作队与农会的武装民兵，和土匪是1与10之比，处于劣势。而与会的群众十分惊慌。会场秩序一时大乱。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立桥同志十分沉着，他鼓励群众说：“有人民解放军在，人民解放军有轻机关枪，能够打退土匪的进攻，大家不要害怕。”当即决定：区武工队员4人，携带轻机枪，守护在农会对面的大树旁边。其余4人，由王立桥同志亲自带领，携带步枪、冲锋枪急步抢占农会后面的一个500米高的高地。当我们登上高地以后，发现土匪从对河的银寨、河这边的岑贡两路向三江农会方向攻击。我们立即用步枪、冲锋枪一齐向土匪射击，农会的武装民兵，也主动迎击进攻的土匪。土匪原没有发觉我们，听到我们的枪打响以后，即用侗话发出惊慌的叫喊：“有戴白帽子的(指人民解放军)，打得石头都崩起来了。”土匪队伍面对我们的射击，显得十分慌乱，连忙带上抢得的猪牛和其他财物，仓皇地向中寨方向逃窜。三江农户的武装民兵，这时乘胜追击土匪，夺回了大批被土匪抢去的财物。

　　战斗结束后，我们又继续召开群众大会，并将夺回的财物交由群众认领。群众为感谢我们和民兵，还留下了一些猪肉。

　　严肃认真，保守国家机密

　　也是在1950年8月上旬的一天，王立桥同志参加县委召开的会议，带着一份有关剿匪的绝密文件，一路匆匆忙忙地赶回区人民政府。当他回到区人民政府时，突然想起那份文件不知放在什么地方去了，全身各处都没有找到，因此一时大惊失色，汗流夹背。区政府的干部听说绝密文件不见了，一个个都十分着急。一时间，所有区政府干部，除一人留下外，其余的都背起步枪，随着连饭都没有来得及吃的王立桥同志沿着从县城来的小路一路寻找而去，翻越两座大山，步行30余华里，一气来到滚马坡的凉水井。在这里，大家稍事休息，轮流在凉水井喝凉水。我趁这个机会再一次提醒王立桥同志：“你再仔细检查一下，看那份文件是不是放在你身上什么地方?”我的这一提醒，使王立桥同志猛然想起了文件原来是在他离开县城前匆忙缝在自己穿在身上的衣服吊边里，真是记忆力太差了，总也没有想起来。文件找到了，大家既高兴又扫兴.。高兴的是，王立桥同志率领区人民政府干部数十里寻机密，毫不马虎;扫兴的是，文件找来找去，原来仍在王立桥同志身上。

　　王立桥同志牺牲后，经领导同意，他南下时带来的那支手枪，交由我使用。接过烈士的遗物，我内心十分感慨。原来手枪里只剩最后一粒子弹了，毫无疑问，烈士留下这粒子弹，是防止在万不得已的时候自己使用的，这足以证明烈士的革命精神，是何等的坚强可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