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玉清将军回忆录》连载(一)

※编者按※

　　曹玉清，从新晃凉伞一个贫寒家庭走出去的侗族少年，成长为骁勇善战的新中国开国将军，在将星璀璨的历史长河中闪耀着光芒。他在红军长征中三过雪山草地，战斗中7次负伤，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而不改初衷，是共产主义的信念激励他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我们发表将军用淳朴语言和浓重乡音口述的回忆录，让读者看到从新晃本土走到中国历史大舞台上的共产党人的生动形象，激励人们继承将军遗志，为实现中国梦新晃篇努力奋斗。

　　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七月初七日(1906年8月26日)，我出生在晃县凉伞乡许家湾一个贫农家庭。祖籍在晃县大湾罗乡楠木山曹家湾。我的学名叫曹光铭，家名叫金生、来生，曹玉清这个名字是在当兵后才改的。

　　晃县，地处湘黔两省交界之地，是个大山区，山高路险，树木遮天。在那里和邻县居住的，绝大多数是侗族、苗族人民。千百年来，他们在反动统治和阶级压迫下，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贫苦生活。大部分人是以农为业，靠给地主卖长工、打短工维持生计;也有的靠做点小手艺、小买卖生活。

　　我的父亲，叫曹永光。在老家，以做小生意为业，跑生意到凉伞才落户成家，仍然靠卖敲敲糖、油炸粑、自己打草鞋卖等小本生意维持生活。在楠木山老家，还有一点田和房子，父亲每年要回老家卖一点，或当一点。我八九岁时，也曾去过楠木山挂清扫墓。我的母亲，只知道姓向，她娘家好象是扶罗乡向家的，是她前夫去世后改嫁给我父亲的，她前夫家姓李。我的同母异父姐姐叫李长英，母亲到了我家后姐姐才12岁，就到台洞蚂蚁坡一个杨姓家当了童养媳。我还有个同母异父哥哥叫李远成，他在家是卖长工、打短工。有一天，正在割谷子，来了个人喊他在田坎上说了几句话就走了，也没有和家里打个招呼，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家里也不知他的音讯，几十年来不知他是死是活。

　　小时候，我也上过几年学，上到八九岁，读过“人之初”、“赵钱孙李”、“学而时习之”等发蒙书籍，晓得有孔子、孟子。由于家里被土匪抢过两次后，家境越发贫寒，父亲又欠了凉伞大户人家许银生家的账，我也就读不成书，只好去给人放牛来替父亲还债。从10岁到14岁，我在家除了砍柴种地外，给地主放牛3年还账。账还完后，我家就搬到凉伞属于贵州管辖的汪家桥去住了一段时间。在那里，我给别人做长工。可能是八月十五的时候，不知道是吃什么东西，母亲吃了就中毒，上吐下泻，又无钱去医治，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几年后父亲也去世了，父亲死的那年有73岁。父母去世后，我就投靠到凳寨乡台洞村蚂蚁坡姐姐、姐夫家。我姐夫不错，是个好人，对我也很好。我在那里给一个姓李的家里扛活，做了一年多，又给一个姓杨的做活，也做了一年多。那时我也有十六七岁了。

　　1924年5月，贵州王天培的军队来招兵，谁招得多，谁的官就当得大。招三十几个人，就委任你排长当，七八十个人就当连长。我扛活的那里有个叫杨坤山的，他在贵州军队当排长。他回家招本地青年去当兵，邀了我们三十多个人，大家一合计商量，都愿意跑外面。当时凉伞乡的贵州街属贵州青溪县管辖，我们一起去的共有129人，就在凉伞乡的凉伞街参加了王天培部，杨坤山也当了排长。后来他们大都逃跑回家了。有个叫杨秀坤的，比我大一两岁，在去的路上他就跑回来了，我因家庭生活贫困，父母又去世而未逃跑。我们从贵州省天柱县往西南方向走，到锦屏翻过一座大山，来到清水江边，到贵州省青溪县黔军王天培的司令部，在那里发了衣服就整顿。我们在湘黔边界的几个县份驻防了一年多。

　　1926年春部队集中在洪江，准备北伐。我们部队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军，王天培是军长。我在二十八师二团一营二连当上等兵。师长是王天培的兄弟王天锡，团长姓裴，营长姓向，都是贵州人，部队的干部战士都是贵州、湖南去的少数民族子弟。当时我年纪小，没有出过远门，在洪江第一次看到电灯，觉得很稀奇，玻璃泡子怎么亮了，不知道是啥玩意儿。我们在洪江誓师北伐，坐船从洪江出发经黔阳、沅陵、桃源到常德起岸，到了平川地带，又过澧州到宜昌打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军队。打开宜昌后才过年，部队整顿了不到两个月，就坐轮船到湖北黄冈起岸，走浠水、英山、霍山、六安、合肥，打当时的安徽省城安庆。打下安庆后休整了一个多月，又奉令坐船到南京，没有过江，驻在浦口个把月。发了衣服，部队全副武装乘火车一直到徐州前线。到火线后一直打到山东的临城、泰安。

　　1927年初，张作霖、张宗昌在济南那边举行反攻，我们就退守到著名的古战场——徐州西面的九里山。仗打得很厉害，蒋介石也亲自上蚌埠前线督阵，结果还是垮下来了，我们部队慢慢退到合肥，到芜湖一带时，是六七月份快割谷子的时候。那时有个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听说武汉汪精卫、唐生智的部队要和南京蒋介石的部队打大仗，张作霖的部队也准备过江打南京。迫于形势，蒋介石准备下野，是假下野，下野之前把我们军长王天培扣押去杀了。部队由王天锡带领在江苏宁国府反蒋，准备到江西景德镇去，途中来命令，部队不能走，回头去安徽芜湖。那里是江边的水网地带，北面是平原。原来他们有阴谋，在那里设了埋伏，我们二团到了后，全部被包围缴了械。我们一些当营长、团长的贵州人很不服气，要求和他们打，师长不同意，这样部队散了。有的被其他部队收编，我们二团被送回南京浦口，整理发枪后又开往徐州。我这个连大多数是贵州黎平、古州(榕江)人，我们这些南方人，都不想到北方去，上车时就跑了七八十个人。大概走了近一个月时间，我们投奔到江西朱培德部队的第三军，那是云南出来的部队，军长是王均。那时招兵都难招到，而我们自己来了，又都是南方人，不是很好吗。就把我们全部收留下来，编入第三军的特务营又叫警卫营四连，守军部和城区。连长姓梁，也是贵州人。这是1927年冬天的事。

　　1928年3月，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同志领导的江西南昌暴动部队开出去后，我们开进去了，在南昌进行整顿。第三军改为整编第七师，我们就编在工兵营三连二排。二排有四、五、六个3个班，我在五班任下士副班长。当时有些部队由南昌到赣州“剿共”，经常有伤员回来，我们就问共产党是什么人，他们说：“南昌出去的都成了共产党。红军官兵平等。如果被他们俘虏去，发给你钱，交一支枪还多发三十元。”当时到处都出现农民暴动，军队起义的事情。我们守城部队，也天天抓一些无辜的青年学生枪杀。我当时很怀疑，怎么有这样多的共产党，都是青年学生。于是我们对蒋介石的政策也产生了许多疑问，几个同乡常凑在一起，谈论政局，思念家乡，发泄心中的气愤。感到为了混饭吃，而加入这样的军队算是倒了霉，这仗还有什么打头。我们四班上士班长龙昌汉，相当于副排长，是贵州黎平人，思想更激进些，而且为人直爽热情，好打抱不平，时常在当官的面前成全大家，大伙们都喜欢他，遇事也请他拿主意。他看到眼前这种情况，就对我们说：“蒋介石到处杀人，这是我们几个人阻挡不住的。但是，我们不能丧失穷人的良心，不要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他还说：“别的部队能起义闹革命，难道我们就被绑死在蒋介石的腿上?我们也要学他们的样子，想法子离开这里。但不能蛮干，要看准时机。”我们排的45名士兵，都是穷苦人出身，而且大部分是贵州、湖南一带的同乡，是在流亡中加入这个部队的，相处得很好。不少人经历过北伐革命，受过革命思想熏陶，有些同情或倾向革命。听了龙昌汉的讲话，大家都表示赞成。

　　1928年底，李宗仁、白崇禧到湖北来，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又闹开了，又反蒋。上面来命令，叫我们打湖南。这下我们高兴得很，因为离家近了。我们工兵打前卫，修路搭桥，走高安、修水、万载到与湖南浏阳交界的地方。我这个排45个人是开路先锋，边走边看，路不好就修一修，有水就搭浮桥。我们走到万载县约是1929年二月份的时候，住了个多月。后来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退到广东、广西与湖南交界的地方，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混战的仗就不打了。当时万载县城没有大部队，只有县大队，周围有红军，我们不知道，有人说是闹“土匪”。因当地闹红军，县长请求我们师长留下再住两个多月，叫我们不要走，守万载县城，但师长没有答应。在那里我们一面就地休整，一面同万载县大队维持“治安”。其实，万载县是红军的游击区，红五军黄公略同志领导的二纵队常在那一带活动。排长害怕士兵受到红军的影响，就整天把大家围在城里，不准出去。这样，我们每天所见所闻的是红五军主力离开万载奔向井冈山后，外逃返回的地主豪绅，利用地痞流氓重新组织起来的县大队在城里横行霸道。这帮地痞流氓，整天洗刷着红军留下的标语，抓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押送“犯人”的囚车，在大街小巷疯狂地横冲直闯。看到这些，大家都很气愤。所以，我们有时虽然也奉命去搜捕共产党人，镇压革命群众的反抗，但只是应付差事而已。为了这些事情，大伙没少挨排长的打骂。这个排长，是部队离开南昌时，从外单位调来的江苏人，块头大，官小架子大，走起路来摇头摆尾，说起话来叽里呱啦。驻守万载城后，他住在县衙门内，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整天和县官老爷打牌打麻将，逛妓院，不管事。因为他说话的声音像鸭子叫，大家背地里管叫他是“呱呱排长”。那时士兵中流传着“富连长、穷排长，不穷不富事务长”的顺口溜。但是，这个“呱呱排长”经常扣发军饷，独占县政府送来的大洋，却发了大财。

　　蒋介石、白崇禧讲和后，又调我们部队回南昌。听说要回南昌，大家不安起来，有的说：“再去南昌，就离家更远了，常年在外打仗卖命，家里的老小怎么办?”有的干脆把枪一摔，蹲在地上抱头发愁。在国民党部队，我们光受压迫、受欺负。去南昌，一定又是大规模进剿红军，所以不管怎么说，都不能去。于是就策划暴动，准备清明节动手。万载县城周围没有什么部队，就是城内有地方武装。1929年农历二月二十六(4月5日)，是清明节。万载城里死气沉沉，一片凄凉，往年成群结队扫墓的人群不见了，见到的只是倒塌的房屋，偶然匆匆行走衣衫褴褛的老百姓。这天，国民党县政府送来了烟、酒、肉等一些好东西给我们过节，并邀请“呱呱排长”上县府大吃大喝。他去之前，把我们集合起来，指着县城的西门呱呱叫道：“城外就有红军，他们杀人放火，今天要严加搜查，不能放进一个共产党。”随后指定龙昌汉为他的代理人，又说：“上边从南昌来电，要我们尽快返回南昌整训，离开之前要守好万载城。”排长走后，上士班长龙昌汉看了看大家，叫过五班长田汉青(不知是黎平，还是贵州哪里人)，还有六班长孙玉清等所有的正、副班长开会，商议了一阵子，确定了起义方案。龙昌汉说：“大家不要着急，去不去南昌都得为蒋介石卖命，还不如就地起义。现在就检查武器弹药，做好起义准备。”一听说起义，大家既惊喜，又紧张，擦枪的擦枪，打背包的打背包，迅速而又悄悄地准备着。

　　下午3点多钟，我们就把饭吃了，肉也吃了，酒也喝了，烟也拿了，部队集合起来，龙昌汉站在队伍前，挥动着手臂，满怀激情地庄严宣布：“我们不再为蒋介石卖命了!现在就起义!”按照预定方案，我们以出操为名，迅速来到县大队门口的操场上。县大队是有几百人的民团，有几百条枪，我们决定先干掉他们。我们去时，他们正在“打牙祭”，猜拳行令，吃喝玩乐，热闹得很。我们的枪都是苏联造的好枪，于是我们一排散开，龙昌汉一声令下，一排枪打出去，把他们都打懵了。接着愤怒的人群冲进了县大队的大院，他们来不及抵抗就缴了械。他们的枪被打烂，机枪的机柄也丢了。消灭了县大队后，我们马上攻打县政府。冲进县衙门时，“呱呱排长”向我们迎面扑来，企图阻挡大家前进，冲在前面的士兵用枪托在他的脑袋上狠敲了一下，当场让他上了西天。县长和豪绅们闻风逃散，怕他们打电报、电话出去走漏消息，我们把邮电局砸得乱七八糟。接着又奔向监狱，砸烂了牢房，把人都放了，有好几百人，据说都是共产党和革命群众。

　　战斗结束了，夜幕拉了下来。下一步该怎么办?大部分主张投奔红军，少数人想另立杆子。正在众说纷纭，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有位从监狱出来的“犯人”来到我们中间，他说：“这里不能久留，要赶快离开。我熟悉这一带的地形，可以为你们当向导。”情况紧急，不容多想，约是晚上8点多钟，收拾了一些钱物后，我们让“犯人”引路，连夜出了西门，撤离了万载城，朝湖南方向走去。

　　从此，我脱离了旧军队，走向了新的人生道路。

　　注：1985年9月，县史志办胡爱国根据将军口述录音整理成回忆录《戎马生涯》已经将军本人审订。1991年4月将军辞世，胡赴京参加吊唁时到总政档案馆和将军家中复制了他的个人档案与生前回忆文章。其后，胡陆续搜集他的相关史料。此次发表的回忆录，是在《戎马生涯》和上述史料的基础上进行补充修订。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搜集穷尽许多重要史料， 完善回忆录，不能全面生动展现将军传奇的一生和革命战争舞台上的风采，深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