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玉清将军回忆录》连载(三)

▲曹玉清（后排左二）与妻子许清（后排左六）1950年6月24日于宣化和红军时期的老战友合影

　　1930年冬，国民党“鄂豫皖三省边区绥靖督办公署”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在鄂豫皖边区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地围剿红军。我红十五军在特委的领导下，转至外线，突击敌人的弱点，准备会合红一军，转移敌人的合击目标。12月中旬，我们在皖西丁家埠以南的牛食畈一带，同一直在这里坚持游击战争的红一军三师会合，肖方同志在那里任师长。当地群众热情欢迎红十五军，拿着猪肉等食品，前来慰问我们。会合后，第一仗我们集中力量攻打安徽的金家寨。金家寨，就是现在的金寨县，那时归六安县管辖。那里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连接豫南、皖西、鄂东的重镇。这一带盘踞着以大恶霸汪东阁为首的鄂豫皖边区的八大民团，有1000多人。此外，还有国民党范熙绩四十六师一部分。他们称兄道弟，自称是：“蒋委员长在大别山的精锐，要剿尽红患，为国雪耻。”充当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急先锋，疯狂地破坏我苏维埃政权，野蛮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对盘踞在金家寨的敌人，红军和当地老百姓都恨之入骨。过去曾两次攻打，都未能成功。现在大家怀着极大的义愤，决心拔掉金家寨这个反动据点，粉碎敌人的围攻，开创新的局面。攻打金家寨的战斗打响后，我连的任务是抢占镇子南的一座大庙。这里是敌人的一个门户，防守十分严密，我们发起几次冲锋，都没有成功，部队却遭受了一些伤亡。可是，我们红军是经得起硬仗考验的，大家忍受着连日奔波劳累，勇猛冲上去，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通过两小时的激战，我军占领了金家寨，歼敌1000多人，八大民团司令部也先后报销。正当大家取得胜利的时候，我却因战斗负伤，我的手腕被敌弹打成粉碎性骨折，再次被送进了设在汤家河的红军医院。

　　1931年初，我伤愈归队后，部队合并了，红十五军和红一军已经合编为红四军。将原来的红一、二、三师，改为十、十一、十二师;红十五军缩编为二十九、三十一两个团。我被派到十师三十团一营，当三连长，后当六连长。师长是刘英同志， 1955年9月被授予解放军大将的王树声同志任团长，营长是解放后的海军副政委、1955年9月被授予海军上将的王宏坤同志。王树声和王宏坤是叔伯兄弟，湖北麻城人。同我一起来到鄂豫皖的佘金山同志，时任二十九团团长。

　　1931年5月，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到鄂豫皖苏区，张国焘担任了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攫取了鄂豫皖党政军的领导大权。正当鄂豫皖红军和根据地人民打破反动派的围攻，乘胜发展的时候，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了中央，开始对鄂豫皖红军和根据地进行了一场破坏性的“肃反”运动。6月份，在粉碎敌人向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后，红四军采取积极向外发展的方针，从大别山出兵南下。张国焘却不同意，他要指挥红军去打安徽省城安庆。军长徐向前同志、政委曾中生同志，不听他的指挥，说是打安庆脱离苏区太远，我们打英山，打蕲、黄、广这些原来我们活动过的老根据地，群众对我们好，地形熟悉，有基础，离苏区又近。后来我们南下打英山，一举全歼守敌一个团。接着打蕲水县的漕家河，那里驻有敌人一个旅，红二十八团打主攻，没有打下来，干部也打得差不多了，又换上我们三十团，终于打下来了，全歼敌人一个旅。由于二十八团伤亡很大，我调到二十八团一连任连长。7月份，我们一直打到长江边，进占广济，与江南红军遥相呼应。可是，就在我军大力开辟当地工作，寻机再行歼敌之机，又接到了上级要求北返的命令，命令的言辞非常坚决。虽然大家感到很纳闷，但也得执行。我们在返回大别山途中，于浠水县的洗马畈同敌徐源泉的四十八师遭遇，激战一天一夜，歼灭他们不到一个旅，两个团多点。红二十五军回到皖西北时，我调到二十八团一营，当了副营长。营长是解放后的中南军区后勤部政委程启光同志。

　　9月中旬，我们南下部队回到皖西北六安县的麻埠地区时，肃反开始了。张国焘说我们不听他的指挥，就趁机找借口排除异己。首先，在我们二十八团肃反，抓“AB”团，把团长潘皈佛抓了。部队开到豫南光山县的白雀园、泼陂河地区，肃反逐步扩大。有一天，上级通知我参加连以上干部会议，说中央派来的同志要讲话。听说中央来了人，我们高高兴兴地赶到会场。部队首长先做了开场白，接着就请中央派来的张国焘讲话。我过去没有见过张国焘的面，只是在北返途中才听到过他的名字，听说北返的命令就是他下的。因为我们开始对他并不了解，对他强令我们北返的用意也没有搞清，只是从相信党中央的角度出发，认真听了张国焘的讲话。他说：“你们转入外线作战，大量消灭敌人，有很大功劳，你们辛苦啦。”他接着又说：“可是，你们南下，并没有完全执行党的指示，没有去攻打大城市。红军里有国民党‘改组派’，你们回去要追查，要积极开展肃反运动。”大家听着，慢慢就感到不是滋味，交头接耳，提出疑问，难道我们中间真的出现反革命?但是，起初我们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张国焘是要对鄂豫皖红军来一次大清洗。

　　会议后，上面还刮来一股风，说有个人向军部送去了一封信，信上说原红一军军长许继慎、原红三十二师师长周维炯，还有一直在皖西坚持红军游击战争的肖方同志是“改组派”，要叛变革命，投降蒋介石。信上还报告了这些同志与反动派接头的暗号，来往电报密码。对这些同志，我们是了解的，他们都是鄂豫皖红军根据地的创始人，呕心沥血为革命，怎么会叛变革命呢?大家都怀疑这封信，要找送信的人问清楚。可又听说，送信的人把信送到后，就不见了，大家觉得很奇怪。后来这封信落到了张国焘的手中，成了他在鄂豫皖根据地“肃反”的依据。那时候，在王明路线统治下，从中央到各根据地，都在清查什么“AB”团、“改组派”。国民党特务乘机到处写匿名信，借刀杀人，分裂红军。后来证实，陷害许继慎等同志的信就是反动派干的。但是，张国焘没有看到，也不可能看到反动派的阴谋。在他的一伙人占据了鄂豫皖党政军的领导地位后，打着中央的招牌，把他们所谓的“改组派”抓起来，把红军的一些高级干部杀了。在我的记忆里，被他们先后杀害的师以上干部有许继慎、周维炯、肖方、陈奇等同志，还有的我记不起来了。团以下干部，更是大批的被他们杀掉了。红四军二十九团团长佘金山同志，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被杀的。听到佘金山同志遇难，我义愤填膺，恨透了张国焘。佘金山同志，是一个多好的同志啊!他参加过彭德怀同志领导的平江起义，在湘鄂赣边区我们战斗在一起，后来一起转战鄂豫皖，他出身贫苦，忠实于革命事业，作战勇敢。我万万没想到，敌人无法消灭他，可他却死在张国焘的屠刀下。张国焘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推行机会主义路线，乘“肃反”之机，排除异己，凡是不听他的，他就可以任意给你安个罪名，打入监牢，甚至杀掉。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治，在鄂豫皖红军里持续多年，极大地破坏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发展。

　　1931年10月，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政委陈昌浩同志，参谋长曾中生同志。四方面军，又分为四军和二十五军。红四军首长由方面军首长兼任，有十、十一、十二3个师。1955年9月授予解放军大将军衔的陈赓同志，任十二师师长。他这个人是个老资格，黄埔一期毕业生，听说还救过蒋介石的命，对同志很好，战斗间隙有时我们在一起，他爱开玩笑，说话很幽默。红二十五军有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3个师。这时，我调到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一八团二营当营长。军长旷继勋同志，师长陈奇同志，师政委吴焕先同志，后来是张广才同志，团长袁芳菊同志。七十三师，有二一七、二一八和二一九3个团。二一八团，是原来的主力团二十八团改编的。红四方面军成立后，我们在徐向前同志的率领下，学习中央红军的斗争经验，粉碎了敌人对鄂豫皖红军的三次大围攻。

　　1932年3月12日至5月8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集中两个军和地方独立团在六安举行苏家埠战役，消灭国民党19个团和警卫旅，毙、伤、俘国民党军三万多人，缴获枪一万余支、炮四十多门、重机枪一百多挺，取得了威震敌胆的苏家埠大捷。是鄂豫皖苏区空前的大胜利，也是各根据地红军在长征以前少有的几个大胜战之一。

　　苏家埠，位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东部边缘地区，是皖西六安县、霍山县之间界河边的重镇。国民党对鄂豫皖第二次围剿失败后，皖西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等部共12个团，从六安至霍山沿界河东岸布防，以苏家埠为枢纽构成一线防御，企图阻止红军向东发展。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并寻机消灭敌人，鄂豫皖红军留一个师在商城、潢川地区牵制豫东南之敌，其余大部分红军由总指挥徐向前率领于3月22日渡过界河，将六千多敌人围困在青山店、苏家埠、韩摆渡三个据点内。此时，六安、霍山之敌出援，企图对我军进行南北夹击。北路，由六安出援的敌人第一梯队两个团，被我军歼灭一个团，另一个团窜入韩摆渡;第二梯队敌人窜回六安。南路，由霍山出援的敌人一个旅，被我军击溃后窜回霍山。青山店的敌人冒死突围，大部分被歼，小部分窜入苏家埠。4月下旬，蒋介石任命第七师师长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带15个团约两万多人从合肥西援。我军立即迎头痛击，于5月1至2日将敌全部消灭。苏家埠、韩摆渡的敌人被围困一个多月，山穷水尽，于5月8日全部投降。至此，历时48天的苏家埠战役胜利结束。

　　我参加了这次战役。开始七十三师的任务是围困敌人青山店据点，打了十几天，歼敌一部分，有一部分在晚上逃跑到苏家埠，那里是敌人的大据点。那天下雨，下午六点左右，我带领的三连正在吃晚饭，敌人趁我们不注意，在飞机的轰炸掩护下突然冲出来，我们死伤20多人。仗打完后，我们七十三师遭到严厉的批评和指责，说我们打仗不行，围了十几天，怎么没有全部歼灭，跑了一部分。师长陈奇同志，也被当做“改组派”抓了起来。后来分配我们七十三师的任务是到苏家埠南面有个叫七里岗的地方修筑大攻事，阻击敌人援兵，每天还派人出去三、五十里，搞粮食、搞蔬菜，供给围困苏家埠的部队。好像是仗没有打好，就惩罚我们做苦力。没有几天，总部集中兵力对敌人苏家埠的据点展开了围歼战，围了48天，围住敌人好几个旅。我记得是在4月21号晚上，总指挥徐向前来电话说：“你们这个师行不行?不行，马上撤下来!”我们全体官兵憋了一肚子的火，正没得地方出气，于是一致表示：“绝不离开阵地，坚决要打，保证完成任务，如完不成任务杀我们的头!”总指挥说：“那好，下了保证，你们就要完成任务!”我营阵地前有一条小河，地形都是起伏地。第二天早晨，正下大雨，路很滑，水也在涨，我带一个连在蕲家山守前沿阵地，保证主阵地的安全。好家伙!早上5点多钟，敌人就过来猛攻我们这个连的前沿阵地，情况很紧张。敌人来的很多，黑麻麻的一大片，部队马上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打得正厉害的时候，师部来了4个身背马刀、手拿冲锋枪的传令兵，找我问：“哪个干部在这里指挥?”我说：“是我!”他们对我说：“首长命令，你要守住阵地，你这个阵地若是失守，部队不能守到最后，就杀你的脑袋!”好家伙，厉害得很!我看敌人在阵地下只有十几米远，情况万分紧急，我也打红了眼，我说：“你们不能走，马上参加战斗，要走，我就杀你们的脑袋!”我把他们4个也投入了战斗。敌人正要冲上来的时候，4支冲锋枪一起扫射，把敌人打下去了。不到一会儿，我的脑袋负了伤，我也不下战场，包扎一下又继续战斗。我们阵地离前面的小河不到二里路，敌人来了几个团，河水也在涨，八九点钟增援的主力全部赶到，从敌人的左、右两边包抄上去，总指挥徐向前也来到我们的主阵地上，总指挥部司号官就吹起了出击号，部队全面出击，一家伙打出去九里天，把敌人反击到小河边。原来埋伏在河边的我军两个团也一起动作，一下子就歼灭敌人两三个团。整个部队又包围敌人14个团，打到下午4点多钟，全部歼灭敌人。这一仗共歼灭敌人2万多，活捉了敌总指挥厉式鼎和好几个旅长，缴获枪支2万多，几部电台，还打下了一架飞机。第二天，苏家埠、韩摆渡逃跑的敌人两个营也被迫投降。这一仗围困敌人48天，饿得敌人黄皮寡瘦，路也走不动，只有煮稀饭给他们吃，吃干饭怕把他们胀死。俘虏太多，就把他们官兵分开，愿意留下来的就参加红军，回家的每人发点钱。这是我参加红军以来打的最大胜仗，心里十分高兴自豪。我因头部负伤，打敌人援兵时我随部队治疗。

　　后来部队攻打正阳关。打正阳关是七十三师二一八团打的，那是安徽好几条河的汇合口。七十三师集中全师所有的手枪，通讯班长把我的手枪也拿去了。几百人身上别着手枪，穿便衣坐船打前阵，士兵拿长枪坐船殿后。到了正阳关突然上岸袭击，敌人他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正阳关就打开了。我那个通讯班长像个傻子，为了方便打仗，我叫他搞块手表，他却搞了个钟来。我说：“你不给我拿个表来，搞个钟来干啥?”他说：“手表太小，没有用，我才拿个大的给你。”我们的红军战士，大部分来自贫苦的农村。通讯班长是农村长大的苦孩子，不晓得什么是表，什么是钟，以为越大越好，才闹了个笑话。打开正阳关，住了一个星期。国民党又向苏区大举进攻，总指挥部就马上集中力量，打潢川县到商城县之间的南亚江、北亚江、仁和集这个战役。5月份，我这个团调回河南潢川县参加打仁和集，歼敌一个团。战斗夜间急行军，我带四连在前面，五、六连掉队，后面才追上来。南亚江、北亚江打得厉害，都是拼刺刀，用刀砍，把敌人砍垮了。这个战役，又歼敌1万多人。

　　仗打完后，1932年6月份，张国焘继续清查“改组派”，把我也当做“改组派”抓了。闹不清，我怎么也成了“改组派”。在这之前，我们团长袁菊芳同志仅仅对张国焘的“肃反”政策表示不满，就被抓起来杀掉了。有天开大会，解放后任武汉军区副政委的张广才，那时是我们的师政委，他在会上说：“我们这个师有‘改组派’，是‘改组派’的要出来自首承认。”光听他讲，谁也没有去，没承认。后来他就点名了，他说：“袁团长曾招认，我们师哪个的马最大，哪个就是‘改组派’。”我一听这话，就觉得不对劲，这下坏啦，原来在战斗中，我缴了敌人一匹大洋马，这匹马就是全师个头最大的，照他那样讲，那么我不也就是“改组派”了吗?我不相信这话是袁团长说的，就是袁团长说的，也是被他们逼供出来的，毫无证据的言词。我本来对张国焘他们胡抓乱杀就很不满意，对被他们害死的首长和战友深感惋惜和痛心，现在又毫无根据地要抓我了，我是满腹的怨气怒火，正想抽出我随身别在腰上的小手枪，想先打死张广才后，再打死自己。可是，一摸枪，才知道子弹没有上膛，要不然，他和我都不会有今天了。看到我动怒的举动，张广才命令保卫局的几个人迅速冲到我身后，一脚把我踢到地上，几个人把我按住，用绳子扎扎实实的把我绑住。这样就把我当成“改组派”抓起来，送到设在今河南新县县城新集镇的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保卫局，局长是1955年9月授予解放军上将的周纯全同志。在保卫局审讯我三次，我据理力争，我不知道什么是“改组派”，我也不是“改组派”。他们说是团长说的，我要求与团长见面对证，又不准见面。这样坐了两个月的牢狱，没有任何材料结论，将我送到生产队砍了两个月的柴。

　　敌人第四次围剿之前，红军内部杀了许多的“改组派”。我们的团长、我这个营的教导员、副营长、迫击连连长都被杀害了，我这个营长还好，没有被杀。由于张国焘的“左”倾统治，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力量被削弱了，再加上他们在军事上的瞎指挥，使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反动派的第四次围剿。1932年秋天，张国焘又推行“右”倾逃跑主义路线，强迫我四方面军主力离开大别山根据地。这时，才把我从监狱里放出来，罚我做苦工，当挑夫，随军向陕南、川北地区转移。那时，四军和二十五军各有一部电台，都集中在总部，一部电台百来人，两部电台两百多人。那个电台，不是现在这样先进的，是充电的，一台有百十斤重，挑的汽油都是两桶，一直挑到四川。原武汉军区的副司令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孔庆德同志也和我们一起抬电台到四川，他是六安、新义国民党军队哗变出来参加红军的，是个很好的同志。1932年12月我们才到四川，这时我任担运队排长。从鄂豫皖根据地走到川陕，一路上打了几个大恶仗，南参关的战斗、新津枣阳的战斗，干部战士伤亡不少。我还不错，罚了苦工，要不然带兵到前线作战，也可能被打死了。在电台一年，1933年10月孔庆德同志调到前方部队去工作，我接替他当了红四方面军总部无线电台担运队队长，管理百来人。1934年1月成立川陕省指挥部时，把我从电台调出来到川陕省独立团三营当营长。这样，我又参加了创建川陕红军根据地的斗争。

　　我被关押期间，党籍无缘无故的没有了，也没有给个讲法。我对党是忠诚的、坚定的，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才能取得胜利，自己只有在党组织内才能更好地起到作用。在担运队任排长时，我提出恢复党籍，也没有明确答复。1935年我又重新入党，直到1949年我调到华北军区，将被关押时脱党情况声明清楚，经华北军区党委批准，才恢复了我1929年10月的党籍。